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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一周书记:回归语文学与……走出“香格里拉”

2019-11-08 21:48:40 阅读:2895

《回归文献学》,沈伟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348页,58.00元

几天前,当我在书店看到《回归中国文学》(沈伟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时,我被这个标题吸引住了,尽管我对中国文学、藏学、藏汉佛教史的研究完全是外行。一方面,由于近年来图像与文献之间的漩涡,思考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向/回归,我想到从文献学的回归中寻找“其他的山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时刻感受到语言的倒退和腐败。面对贬损和腐败的语言,人们无法忍受听到它。因此,人们突然被“回归语言文学”的标题所感动。事实上,我担心和思考的只是公共生活中的语言和现实问题。特别是在历史上政治两极分化、意识形态撕裂、语言污染严重的时代,语言不仅是时代政治的测量工具,也是时代政治的实验场。然而,这本《回归文学》是藏族学者和语言学家的学术论文集,集中论述了国际文献学理论和研究实践的发展变化及其与藏族研究的复杂关系。这本书所呼吁的“回归文学”,在西方文献学的发展中有自己的谱系,也是针对藏学和佛教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对文献学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反思。因此,看来这本书的主要思想和我认为的似乎是双车道汽车,而不是一车道。在象牙塔和风雨广场之间,中国文学如何兼顾左右两边,共同打造熔炉?

然而,就在翻开第一页后,在“前言:我们能从语文学中学到什么”的开头,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和佛教徒恩斯特·斯坦凯尔纳(ernst steinkellner)在一次佛教研讨会上谈了很多关于语文学方法在实现人类和谐幸福方面的意义。他认为当今世界生存的条件是人们需要正确理解个人、社会和国家发送的各种文本和信息。语言文学不仅是处理文本的学术方法,也是理解和处理人际关系的世界观、人生哲学。(1-2页)这本书的作者深受鼓舞,他说他听到了这些,“就像一个发人深省的启示,我突然明白了。”斯坦凯尔纳(Steinkellner)还表示,要真正理解他人,必须有一种“真正开明”的态度,那就是尊重他人的价值观和文化选择。作者解释说,这意味着语文文学的基本精神,即所谓的“活语文”,也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和体验。并立即引出另一位语言学家谢尔登·波洛克(sheldon pollock)在他题为《语言文学与自由》的演讲中提出的问题:如果哲学强调思想的批判性自我反思,那么语言文学强调语言的批判性自我反思。(第26页)自从批判文献学和文献学与自由的关系被讨论后,文献学就飞出象牙塔,在街道和广场上翱翔。沈伟荣认为,如果一个人总是试图以小人之心对待一位绅士,并且总是在自己的背景下解读他人的文本,那么这个世界将充满冲突、战争和灾难。说实话。我记得乔治·施泰纳曾经说过,语言是文学、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最终纽带。只有在这里才能揭示事物最基本的属性。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暂时跳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的“语文学”,在更广阔的意识形态领域里思考时代和生活的语言。

诗人对语言的腐败最为敏感。英国著名诗人奥登指出,“文学中有罪恶和邪恶。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保持沉默。相反,我们必须公开和坚持不懈地打击它,即语言的腐败。作家不能创造自己的语言,而是依赖于继承的语言。因此,一旦一种语言被破坏了,作者本身肯定也会被破坏。关心这一邪恶的批评家应该从根源上批评它,这不是文学作品,而是普通人、记者、政治家和其他人滥用语言。”(奥登的《染匠之手》,胡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15-16页)今天的语言腐败远远超出了奥登的想象,但奥登处理语言腐败的批判原则仍然尖锐而深刻。在对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赞美中(1874-1936),他表达了必须遵守语言的真正含义和崇高标准的原则,拒绝使用语言作为奉承和恐吓的工具,并羞于与愚蠢、丑陋和无耻的语言腐败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它只是回应了先前的论点,即文献学是一种世界观,文献学与批判性反思和对自由的向往有关。那么,奥登为什么要对待奥地利德国作家兼讽刺作家卡尔呢?克劳斯表扬了吗?本杰明对克劳斯的评价是,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反对专制的空话的斗争中。他引用克劳斯的话说,这是一个无法形容的时代,“你不能指望从我嘴里听到我自己的话。”(见本杰明的《拆包我的藏书:本杰明阅读随笔》,37页,郭蓉等人译,金城出版社,2014年)奥登引用克劳斯的另外两个词:“我的语言是一个能让人快乐的妓女...在现代社会中,语言经常被贬损,沦为“非语言”,诗人的耳朵经常有被污染的危险……”(染匠的手)。33页)关于语言腐败和智力衰退之间的关系:“有些诗人,比如吉卜林,他们与语言的关系让我们想起了训练新兵的中士。语言受到教育:洗掉耳朵后面的污垢,站直并完成复杂的练习,代价是永远不允许他们独立思考。一些诗人,比如史文朋,甚至让人们想起了斯温加利:在他们催眠的影响下,表演了一场别出心裁的表演,但不是新兵,而是智力低下的学生。”(第32-33页)非常深刻地说,“催眠”和“智力低下的表现”确实是语言腐败的真正迹象。那又怎样?另一位诗人赫伯特说,“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让语言摆脱虚伪,恢复事物的逻辑。”(赫伯特在《人文论文集》2006年春季,华城出版社接受采访)这与波洛克的《文献学与自由》论文非常吻合。

真正站在公共语言最前沿的德国语言学家维克多·克莱普(Victor Klepp)首先来自他的个人生活。他写了60年的日记于1995年正式出版,这使人们认识到他的《第三帝国的语言——中国学者笔记》(尹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9月)的真实性和历史价值。从中国学者的角度来看,克莱普·勒(Klepp Le)一开始强调,这种宣传的重要特征是依靠基本词汇,而不是长篇文章或演讲:“这句话的词汇、常用词汇和句型渗透到人们的身体和血液中。通过成千上万次重复,它把这些单词和句型强加给公众,并使人们机械地和无意识地接受它们。”(第7页)他深刻地指出:“语言就像小剂量的砷:它们被无意识地吞食,似乎没有效果,但是一段时间后毒性就会显现出来。”(第8页)我想起日本思想家丸山正弘对日本军国主义时期流行的宏大口号的分析。在他看来,像“宇宙八仙”、“天道恢弘”这样的口号,似乎只是对皇帝的普遍赞扬和对皇帝道路的推广,不经研究不能被视为单纯的宣传。相反,齐白石根深蒂固的共同意识应该通过这些电影中实际展现的文字和形式来探索。(丸山正弘,《现代政治的思想和行动》,4页,陈力维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这是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必须面对的时代重大问题。关于历史转折点上的语言变化,克莱普·勒(Klepp Le)指出,语言的巨大变化是一场双向运动。一方面,新词汇从一个群体变成了一个民族,另一方面,旧的流行词汇消失了。一切都始于充满虚伪和无耻毒素的单词、短语和句型。可悲的是,克莱普·勒本人没能在语言灾难中幸存下来。有一段时间,他似乎失去了对语言的所有敏感性。这个极其强大的语言陷阱让他“以一种近乎悲剧性的令人兴奋的方式”投降。(见弗雷德里希在本书中写的“世代附言”,第386-387页)

回到藏学和佛教史研究中的文献学问题。意大利著名藏族科学家图兹在20世纪60年代写的《西藏宗教》一书中,语言和概念的翻译和使用表达了深切的历史和文化关怀。他指出,最危险的事情是直接采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术语,因为在西藏思想及其佛教教义中,“往往有一些内心的感受和神秘的事实,只有用普通的理性概念和术语翻译时,才能引起无限的怀疑”。因此,“应特别注意将藏语术语翻译成最接近藏语大师赋予他们的意义的术语”(图奇和海斯格,《西藏和蒙古的宗教》,9页,耿胜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他甚至从动词形式的时态运用中发现了西藏宗教过去和现在的巨大变化和突破。他还发现,在领土、人口流动和身份的变化背后,思想的自然联系有所中断。思想的稳定性和抵抗力受到了严格的考验(第12-13页)。在他看来,在语言学的深处确实有许多民族学和宗教的奥秘。沈伟荣著作的第三章“回归文献学——对佛教史研究方法的一点思考”,更全面、更深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话题是由美国著名藏族科学家唐纳德·洛佩兹教授引起的,他曾经说过,“历史学家不了解佛教,佛教学者不关心历史。”指出许多历史学家对藏传佛教的误解和偏见导致了从蒙古元史到清代研究的各种错误认识,而佛教学者对历史的冷漠将佛教史的研究束缚在旧的佛教叙事模式中。关于后者,他指出:“佛教史学家写的所有历史著作实际上都是严格按照佛教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重建的一套佛教历史叙事。这是一部完全被证伪的佛教史,通常是一部按照规定的时间顺序排列的佛教概念/概念的可视化历史,绝不是一部真实客观的历史。这种渗透所有佛教历史的传统在藏传佛教历史书写传统中最为明显和彻底。最迟从13世纪开始,西藏的所有历史著作都严格地说是在当时西藏佛教背景下产生的佛教世界史。在这个完全佛教化的西藏社会过程中,所有世俗的历史内容要么被忽视,要么被篡改,并根据佛教世界观及其历史逻辑进行改写。”(133页)斯·阎志!当这样一部佛教史“根据佛教世界观及其历史逻辑被证伪和改写”时,怎么可能不充满各种陈腔滥调呢?然而,纵观历史编纂领域,不仅仅是佛教的历史吗?

那么出路在哪里?作者指出,“现代人文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是通过文献学的研究打破传统神学和儒家经典对人类思想和精神世界的统治,形成一个客观科学的学术体系,而不是用神谕、天启教条和信仰来统治人类的意识和思想。无论我注意到六经还是六经,它们都违背了现代人文科学的科学理念和批判精神。......在现代人文学术体系中,即使是哲学、宗教,甚至神学、经典研究,原则上,它们必须首先与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宗教区分开来,甚至分离开来,才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人文”。(143页)这听起来很熟悉,似乎是一辈子以前的事了——这难道不是40年前刚刚从文化专制的噩梦中醒来的人们所呼吁的吗?当然,对作者来说,他所思考和研究的是回归佛教文献学的正确途径,即文献学和理论解释两种不同的学术方法可以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就佛教文献学本身而言,“正如印度科学家谢尔登·波洛克(sheldon pollock)对文献学的最新定义一样,文献学是‘使文本有意义的学科’,属于诠释学的范畴。它不是一门研究语言、语言结构或语法、修辞和逻辑的科学。文献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揭示和解释文本的思想和意义”。(149页)因此,“语言学家应该努力赋予他们选择的学术主题和成就哲学和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哲学家必须把他们的哲学思想建立在经得起经验证据检验的文献学基础上。语言文学、哲学和理论研究不应该互相对立,而应该互相补充,互相补充。”(153页)谈到出路,我认为从佛教文献学开始,研究的目标领域可能不局限于佛教史和藏学。我想到了柔克义(w.w .罗克希尔,1854-1914),一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外交官和西藏科学家。沈伟荣在他的书中提到他,说他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天才业余爱好者(213页),但他只是简单地提到了这一点。也许从美国藏学史的角度来看,柔克义是否可以被视为美国藏学研究的第一人还有不同的看法。令我感兴趣的是,这位“业余”不仅研究和影响了藏学,而且对西方汉学也有贡献。研究人员认为,柔克义继承了法国藏学的传统,他的学术研究大致经历了两次转折,联系了三个主题:一是从南亚佛教的早期历史向西藏文明本身的转变,二是从西藏文明向中国思想整体关系体系的转变,涉及朝贡制度、帝国主义中国、礼仪国家和商业国家扩大海上贸易;他将“中国”置于一种多维关系中,突破了基于民族国家范式的新兴学科分化,将汉学和藏学联系在一起,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陈波的《中国是什么:藏学家柔克义的探索》,藏学杂志,第12期,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编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240页)还有一个事实,如果一个人从文献学转向图像学,这个过程中的学术理论是相互联系的。图像学也是一门使图像成为有意义的历史文本的学科,其最终目的是解释和揭示图像所承载的历史真相及其意义。

该书第五章“文献学、东方主义与美国藏学研究——美国藏学主流的学术传承与学术批评”,重点介绍小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s. lopez jr .)的《香格里拉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1998)及其引发的巨大争议。作者认为“洛佩兹运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和西方后殖民文化批评方法。他彻底揭露和澄清了历史上和当今西方世界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误解、挪用和歪曲,特别是对当代西方西藏的神话和灵性化,以及对西藏和西方殖民幻想创造的乌托邦香格里拉等的误解、挪用和歪曲。,从而使“香格里拉囚犯”的现象广泛成为震耳欲聋的批评。(218页)同时,也指出洛佩兹对美国藏传佛教研究学科的批评也有一些重要的不足,如只求典型而不求全面,质疑和批评学术方法的缺乏,而不是对经典翻译中的错误进行尖锐的批评。(231页)

第六章,“后殖民文化研究视角下的美国藏学批判”,与前一章有很多重复(顺便说一下,本书的插图也有重复),但也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洛佩兹式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总是忍不住问:我们今天还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262页)在我们各自的历史研究领域,我们也应该问类似的问题:我们是否仍然被“根据佛教世界观及其历史逻辑被篡改和重写”的历史叙事体系所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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